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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有雅兰的博客

质朴、自然、不事雕琢,内心浪漫,与世无争,强调个性而不张扬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稷下学宫  

2014-06-30 18:26:23|  分类: 国学一隅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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稷下学宫,又称稷下之学,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,始建于齐桓公。稷下是齐国国都城门,位于齐国国都临淄(今山东淄博市)稷门附近。

过去部分学者对稷下学宫有一种错误的说法,即把之称为“稷下学派”。实际上,稷下学宫并不是哪个学派所专有的,而是聚集了当时诸多学派学者的一个议学、议政的活动中心。

  稷下学宫创建于齐权公(公元前374一前357年在位)时期,说是在齐威王(公元前356一前320年在位)时期。齐宣王(公元前319一前301年在位)时期,稷下学宫达到其鼎盛阶段。齐湣王(公元前300一前285年在位)后期,因战乱稷下学宫衰落下去。齐襄王(公元前283一前265年在位)时期,稷下学宫得到中兴。齐王建(公元前264一前221年在位)时期,稷下学宫逐步消亡。

 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,曾容纳了当时“诸子百家”中的几乎各个学派,其中主要的如道、儒、法、名、兵、农、阴阳、轻重诸家。梭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,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干人左右,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、淳于髡、邹衍、田骈、慎到、接予、季真、环渊、彭蒙、尹文、田巴、兒说、鲁仲连、邹爽荀子等。尤其是荀子,曾三次担任过学宫的“祭酒”(学宫之长)。当时,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,无论其学术派别、思想观点、政治倾向,以及国别、年龄、资历等如何,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,从而使程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。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、诘难、吸收,成为真正体现战国“百家争鸣”的典型。更为可贵的是,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,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“上大夫”,并“受上大夫之禄”,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,允许他们“不治而议论”(《史记?田敬仲完列传》),“不任职而论国事”(《盐铁论?论儒》)。因此,稷下学宫是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,它既稷下学宫

  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,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。

  稷下学宫的学术博大精深,包含了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。就儒学而言,曾在稷下学宫中有影响的儒家学者,前有孟子,后有荀子。《盐铁论?论儒》中记:“齐宣王褒儒尊学,孟坷;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,不论职而论国事。盖齐稷下先生干有余人。”现代学者钱穆认为这段史料不可靠,孟子不是“稷下先生”(参见钱穆《先秦诸于系年?孟子不列稷下考》),但有不少学者不同意钱穆的观点。不管孟子是否稷下先生,可以确定的是,孟子长期居齐,他的思想颇受樱下学者的影响,如孟子关于“养浩然之气”的思想,就有学者认为是受稷下先生宋钅开、尹文“气论”的影响(参见郭沫若《十批判书?稷下黄老学派批判》、侯外庐<中国思想通史>第一卷等)。至于荀子,则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师,他立足儒家,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,从人性论、认识论、政治理论、天人关系等诸方面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吸取和修正,从而将诸子学术推向高潮,成为战国诸子学的真正总结者,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就是荀子的“礼法结合”的政治思想。

2 发展情况

  稷下学宫

  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。“齐桓公(田午)立稷下之宫,设大夫之号,招致贤人尊宠之”(徐干《中论?亡国》)。齐桓公田午是田齐的第二代国君,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。稷下学宫即创建于田齐桓公执政时期。当时,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,新生的封建政权有待巩固,而人才又十分匮乏。于是桓公田午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,在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学宫,设大夫之号,招揽天下贤士。这时的稷下学宫尚属初创阶段。只是到了齐威王、宣王之际,随着齐国国势的强盛,才得以充分发展达到鼎盛阶段。

  齐威王当政,在邹忌等人的辅佐下,采取革新政治、整顿吏治、发展生产、繁荣经济、选贤任能、广开言路,扩建稷下学宫等一系列政治、经济和思想文化措施,终于使齐最强于诸侯,稷下学宫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。《风俗通义?穷通》说:“齐威、宣王之时,聚天下贤士于稷下,尊宠之,若邹衍、田骈、淳于髡之属甚众,号曰列大夫,皆世所称,咸作书刺世。”由此可见,稷下学宫在齐威王时有了很大发展。

  公元前319年,齐宣王即位。当时齐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壮大。齐宣王在位期间,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,一心想称霸中原,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。为此,他像其父辈那样广招天下贤士而尊宠之,大办稷下学宫。为稷下学者提供优厚的物质与政治待遇,“开第康庄之衢”,修起“高门大屋”,政治上,授之“上大夫”之号,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。勉其著书立说,展开学术争鸣,鼓励他们参政、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,吸纳他们有关治国的建议和看法。因此,吸引了众多的天下贤士汇集于稷下。这一时期的稷下学宫,在其辉煌的历程中,发展到最高峰。《史记?田敬仲完世家》说:“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,自如邹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接子、慎到、环渊之徒七十六人,皆次列第为上大夫,不治而议论,是以稷下学士复盛,且数百千人。”这即是说,继齐威王时稷下学兴盛之后,齐宣王时再度兴盛起来,而达到鼎盛时期。这种盛况,既是齐国政治稳定、经济繁荣的产物,也是当权者重贤用士,思想开放所产生的必然结果。

3 功能特点

  稷下学宫

  询议功能

  稷下学宫是齐国君主咨询问政及稷下学者议论国事的场所。齐国执政者不惜财力物力创办稷下学宫,实行各种优惠政策,招揽天下有识之士,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,为其完成富国强兵、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服务。因为他们懂得:“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,必尊贤而下士……致远道者托于乘,欲霸王者托于贤”(《说苑?尊贤》)的道理。而被稷下吸引来的稷下学者都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功业思想,他们高议阔论、竞相献策,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被齐国执政者所接受、采纳。《新序?杂事》说:“稷下学者喜议政事。”《史记?孟荀列传》说:“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学者……各著书言治乱之事,以干世主。”

  齐王向稷下学者咨询国事、天下事,使得稷下学者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,稷下学宫也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。例如,淳于髡曾用隐语谏威王,使之戒“长夜之饮”,从消极悲观中振作起来,亲理国政,奋发图强;他又以“微言”说齐相邹忌,敦促其变法革新。齐宣王与孟子曾多次讨论政事,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。王斗曾直面批评宣王“好马”、“好狗”、“好酒”,独不“好士”,直到宣王认错、改错为止,“举士五人任官,齐国大治”(《战国策?齐策四》)。这些都显示了稷下学宫的政治功能。稷下学者进言,齐王纳言,是稷下学宫作为政治咨询中心的一大特色。 教育功能

  稷下学宫又具有培养人才,传播文化知识的性质,被后人称为“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”,“齐国的最高学府”,其在教育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。

  作为教育功能,与后代学校相比,它既有一般学校的特点,又有历史的独特性。稷下学宫具有一般学校的性质和活动特点。首先学宫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条件,“开第康庄之衢,高门大屋尊崇之”(《史记?孟子荀卿列传》),正说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,并且相当宏伟壮观。其次,有众多的师生在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。《战国策》载田骈有“徒百人”,《孟子》记载孟子出行“后车数十乘,从者数百人”。稷下最为前辈的学者淳于髡也有“诸弟子三千人”之称(《太平环宇记》引《史记》)。宣王时,稷下的师生数量多达“数百千人”。由此可见师生人数之众。如此师生济济一堂,定期举行教学活动,再次,稷下学宫有较严格的规章制度。根据郭沫若的考定:《管子?弟子职》篇当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,里面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,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,从尊敬老师到品德修养,都规定得详细严格。从此,可见当年稷下学宫的规章制度也是健全、严格的。

  学宫具有独特的教育特点。游学是其教学方式之一。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;老师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,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。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,就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,打破了私学界限,思想兼容并包,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,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。稷下学宫便成为教育人才的中心。

  学术功能

  稷下学者总是针对当时的热点问题阐述政见。他们学识渊博,长于分析问题,在表述上旁征博引,穷尽事理,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学术性。同时,由于稷下学者学派不同,看问题的角度不同,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异,而会竞长论短,争论不已。最终促进了稷下学宫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形成,使稷下成为当时发展学术、繁荣学术的中心。

  在学术上,稷下学宫具有兼容百家之学,多元思想并立,各家平等共存,学术自由,相互争鸣,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点。

 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,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、阴阳五行家、纵横家、兵家等各种学术流派,都曾活跃在稷下舞台上。稷下学者因政治倾向、地域文化、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的差异,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,从而使稷下学宫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。在这种形势下,稷下各家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,相互间展开论争,使稷下学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。在论争中,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论优势,而且使学者们也认识到各自的理论弱点,促使他们不断吸收新思想,修正、完善、发展自己的学说。论争促进了不同学术见解的思想渗透和融合。

  因此,郭沫若高度评价说:“这稷下之学的设置,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……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,这是社会的进步,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。”“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。”(郭沫若《十批评书?稷下黄老学学派的批判》)总之,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发展,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,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,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、学术文化大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;同时,稷下学开启秦汉文化发展之源,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  稷下学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。仅就稷下学者的著作来看,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,广泛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哲学、历史、教育、道德伦理、文学艺术以及天文、地理、历、数、医、农等多学科的知识。这些著作的问世,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思想理论宝库,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,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。

4 百家争鸣

  稷下学宫

 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中心,当时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学派都参与了争鸣。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,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话难,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;既有对昊昊宇宙奥秘的探赜索隐,又有对人间凡事的抒见。现将争鸣的主要问题介绍于下。

  王霸之辩

  春秋战国时期,群雄并起,称霸争雄,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之中,中国走向统一的大趋势已露端倪。怎样实现由乱到治、由分裂到统一?是实行王道还是霸道?稷下学者展开了大争论。儒家大师孟于明确主张重王道轻霸道。他认为,“以力假仁者霸”,“以德行仁者王”(《孟子?公孙丑上》)。所谓的“霸道”,是仗恃国家实力的强大,假借仁义的各义,来称霸诸侯,征服天下。他反对霸道,认为"以力服人者,非心服也"。

  所谓“王道”,是依靠道德礼教而实行仁义,经仁义教化征服天下。他主张实行王道,因为这是“以德服人,中心悦而诚服也”。所以,当他的学生公孙立问他“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,难道还不值得学习”时,他表现出不屑一顾,认为“以齐国来统一天下,易如反掌”。而公孙丑将他与管仲相比时,他更是愤愤然了。荀子则有所不同,他虽然崇尚王道,但面对当时盛行霸道的现实和对齐文化的吸收,也谈霸道。实际上他是主张在王霸井容的前提下,以王道为本(参见《荀子?王霸》)。管仲学派与孟、荀的王霸论又有所异。管仲学派主张王霸并举,是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,要针对具体情况而定,即“霸王者有时”,“以备待时,以时兴事”。他们认为,“强国众,合强以攻弱,以图霸;强国少,合小以攻大,以图王。强国众,而言王势者,愚人之智也;强国少,而施霸道者,败事之谋也。”还说:“战国众,后举可以霸;战国少,先举可以王。”(《管子?霸言》)可见,管仲学派的王霸学说更适合当时的时势,更具有现实性。

  义利之辩

  义利之辩是稷下学宫中百家争鸣的一个很普遍的辩题。孟子继承了孔子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(《论语?里仁》)的思想,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,认为追求利必然损害义,为了保拿义,要“舍生而取义”,“二者不可得兼”( <告子上> )。所以,梁惠王问他“不远千里而来,亦将有以利吾国”时,孟子直接了当地回答说:“王!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并告诫梁惠玉说:“上下交征利,而国危矣。”(《梁惠王上》)荀子则冲破儒家义利观的藩篱,在义利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。他认为;“义与利,人之所两有也。

  虽尧、舜不能去人之欲利,……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也。”(《荀子?大略》)人们对利的追求具有合理性,是人的本性,并举例说:"饥而欲食,寒而欲暖,劳而欲息,好利而恶害,是人之所生而有也,是无待而然者也,是禹舜之所同也。“(《非相》)"目好色,耳好声,口好味,心好利,骨体肤理好愉佚,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。”(《性恶》)荀子在认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有合理性的同时,又认为这种追求要保持一定的度,不能放纵。放纵逐利,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。他在《礼论》中说:“人生而有欲,欲而不得,则不能无求,求而无度量分界,则不能无争。争则乱,乱则穷。”

  那么,怎样才能使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保持一定的度呢?荀子认为,最有效的办法就是"制礼义以分之"(《王制》),用礼义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等"第,用礼义制约人们的物质欲望,教育人们"先义而后利者荣,先利而后义者导"(《荣辱》),反对"'唯利之求"(《王霸》)。这样做了,国家就会平治,反之,则会出现乱世,即所谓:"义胜利者为治世,利克义者为乱世。"由此可见,荀子的义利观较之孟子的义利观少有片面性。管仲学派对义利关系的看法是义利并重。他们认为:"厚爱利足以亲之,明智礼足以教之"(《权修》)。讲礼义教化,不忘记物质利益的激励功能;讲物质利益,也不忘记礼义教化的引导作用。二者相得益彰,相辅相成。故《版法》在讲了"必先顺教,万民乡风"之后,紧接着说:"旦暮利之,众乃胜任。"

  稷下学宫

  天人之辩

  天与人,或说天道与人道,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古老而又极其重要的范畴。中国古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同天人之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天人之辩,首先要回答天是什么,然后再回答天与人的关系如何。

  稷下各学派围绕天与人进行了交流与争鸣。孟子认为,天是人事的最高主宰,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。在孟子看来,人民的降生。事业的成败、帝王的权位、天下的治乱,都是天的指令。实际上,孟子将天看成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无所不能的精神性的实体。由此,他沿着“尽心、知性、知天”的思维模式和认识路线,建构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。

  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与孟子大相径庭。荀子认为,天就是自然界,其运行变化具有规律性,这种运行变作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即:“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”“天不为人之恶寒也,辍冬;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,辍广。”(《荀子?天论》)荀子还认为,人是天下最珍贵的。人是自然的一部分,并且不是一般的部分,而是特殊的一部分。荀子说:“水火有气而无生,草木有生而无知,禽兽有知而无义。人有气有生有知,亦且有义,故最为天下贵也。”(《王制》)荀子基于对天人关系的唯物主义认识,提出了“明于天人之分”、“制天命而用之"”的光辉思想,代表着稷下学宫中关于天人关系认识路线的一翼。

  管仲学派对天人之辩的回答也是唯物主义的,而且更具有现实性,比如《管子,度地》将能根除水、旱、虫等五种灾害说成是人能主宰自然界。从具体的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认识天人关系。"

  人性善恶之辩

  稷下学宫中,关于人性的善恶之辩,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看法。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、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、荀子的性恶论。孟子的性善论。孟子说:“人之性善也,犹水之就下也。人无有不善,水无有不下。今夫水,搏而跃之,可使过颗;激而行之,可使在山。是岂水之性哉?其势则然也。人之可使为不善,其性亦犹是也。”(《孟子?告子上》)可见,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,因为"人皆有不忍人之心"和生来就具有仁、义、礼、智四种善端。至于人做了不善的事,不是因为其本性不善,是由于他自己不把握自己,被形势左右所致。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。告子说:“性,犹湍水也,决诸东方则东流,决诸西方则西流。人性无分于善不善也,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。”(《孟子?告子上》)

  告子将人性比作水渠中的水,让它向什么方向流它就向什么方向流。人性的善端,不是生而就有的,是靠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而形成的。

  荀子的性恶论。荀子和孟子一样,认为人的本性是生而具有的,然而他却得出了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立的结论--性恶论。为什么荀子会得出性恶的结论呢?荀子解释说:“今人之性,生而有好利焉,顺是,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;生而有疾(嫉)恶焉,顺是,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;生而有耳目之欲,有好声色焉,顺是,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。然则,从人之性,顺人之情,必出于争夺,合于犯分乱理,而归于暴。故必将有师法之化,礼义之道,然后出于辞让,合于文理,而归于治。用此观之,然则人之性恶明矣,其善者伪也。”(《性恶》)显然,荀子认为在人性中,最能支配人类生活的是人的好利恶害之情,而好利恶害发展的结果,必然产生尔虞我诈、争夺、犯分乱理等不道德的行为,故说人性是恶的。他同时认为,这种恶的人性,经过后天的学习教育,注重对"人性"的改造,就可以做出善的行为。

  此外,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内容还很多,如攻伐寝兵之辩、名实之辩、世界本原之辩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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